美国能源部发布电动汽车普及计划蓝图

（《公孙丑上》）君子必自反也（《离娄下》）等。

而性其情的目的是使情由私而公，提升到廓然大公的境地，可见在性其情的思想中，个体之情已经预先被置于了廓然大公的对立面，而道德修养也从原始儒家对于情的正向的因顺（因人之情）转为反向的克治，克治的前提是要先识仁以明理，然后用廓然大公之情（仁）去消解自然情感。[5]73就此而言，人的感通之情正是他们彼此之间理性认知与理解的前提。

但随着理学本体论建构的推进，气本论的宇宙观被理本论的本体论所取代，性情关系也分别被划入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不同存有层次而成为异质异层的存在，情也沦为理学复性工夫的主要障碍。它一方面体现了佛道思想对于新儒家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儒学言说对象的变化，它进而从面向众民的礼乐教化演变为以士大夫阶层为主要对象的带有某种苦行色彩的严格自律修行，儒家思想的宗教性也因此而增强。所以修养工夫就变成了一个如何才能复其本性之明的问题顾颉刚在1929年撰《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推定《周易》卦爻辞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此说精确不磨，为学者所遵信。当时未有日月，由四神轮流代表四时。

《淮南子·诠言训》：洞同天地，浑沌为朴。《论衡·谈天》：说易者曰：‘元气未分，浑沌为一。此外，告子的人性学说保存于《孟子》之中，将保存于《孟子》之中的告子的人性学说中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思想与王充对告子人性学说中的人性善恶问题的概述相比照，也可以发现，王充对告子人性学说的概述也是较为准确的。

孔子二、三传弟子认为人性善：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而孟子就学于子思之门人，乃孔子四传弟子。换言之，人性的内容是食色，是生理欲望，不仅食色、生理欲望本身是没有善与不善之分的，就是食色、生理欲望的满足本身也是没有善与不善之分的，因为这不属于道德问题。另外，从孔子二、三传弟子所云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来看，人性直接来源于命，并通过命而最终根源于天。

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用字的不同分章的不同文句简繁不同②。所以，一方面我们无法知道孔子二、三传弟子的人性学说的全貌，一方面又只能主要依据《性自命出》《性情论》研究孔子二、三传弟子的人性学说。

再说，在孔子的三、四传弟子中，告子的人性学说也被公都子拿来同孟子的人性学说相比较，告子曾言人性的本质曰：生之谓性(《孟子·告子上》)，明言人性就是人的先天的、与生俱来的本性，相应的，孔子三、四传弟子中，其他人所言的人性的本质也应与告子相同。究其因，在于告子认为人性的善与不善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因为人性的善与不善不决定于人性内容，而决定于人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由于气与天都外在于人，人性根源于气、根源于天，这种思维方式开启了儒家人性外在根据的模式，或者说人性根据外在化的模式。夫水无分于东西，犹人性无分于善恶也，与《孟子》所载告子之语：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

其一，这些人性学说不同于以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为代表的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的人性学说，也不同于以《性自命出》《性情论》等为代表的孔子二、三传弟子的人性学说，只可能是孔子三、四传弟子的人性学说。从上面的讨论来看，告子以食色为性，并据此反对孟子的以仁义为性。就孔孟之间的儒家人物的人性学说的具体情形而言，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人性的本质、内容、价值指向等问题，其中，以世硕为代表的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以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简的作者为代表的孔子二、三传弟子还论及人性的形上根据问题。这样，虽然在人性之善恶是否可以养的方面，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与世硕存在不同，可是，在人性的本质上，他们的理解却是相同的，都认为人性就是人的先天的、内在的本性，人性在本质层面是相同的。

从其中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来看，孔子三、四传弟子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所有人的人性都是相同的，这种相同包括人性的本质层面与内容层面，人性本身是没有所谓善与不善的，或者说，人性在本质、内容上是没有所谓善与不善之分的，但是，人性的发显、人性的践行却有其善与不善之分、有其价值指向，并且其善与不善、其价值指向是不确定的，既可以走向善，也可以走向不善。其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将性与教相对，从性与教相比较的维度讨论性，认为人性是与教化、教育相对的存在。

见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8页。这里，孔子二、三传弟子不仅认为人性的价值指向善，而且还立足于人性之善论述未教而民恒之缘由。

再从凡人虽有性，心亡奠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的表述来看，孔子二、三传弟子认为人人皆有性，但是，心之志却需要物悦习的作用才能最终确定下来。同样，遗憾的是，仅从有性善，有性不善，我们是无法破译孔子三、四传弟子中持这种观点的人所言的人性，其人性根据是什么。由于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人性中必有导致人性善恶的内容，这意味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所言的人性，其内容包括善的成分与恶的成分、利他的东西与利己的东西，并且是彼此对等、对立的，很有可能就是仁德与食色、情欲，虽然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未有言及。既然人性是人的先天的、内在的、不可改变的本性，那么，人性的内容是什么，孔子二、三传弟子曰：善不[善，性也]⑤(《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由于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皆言性有善有恶，意味奠基于人性内容的人性的价值指向有彼此对立、对等的两面，意味人性内容不仅可以分出善的东西与恶的东西、对他者有利的东西与对他者不利的东西这两种成分，也即分出仁德与食色、情欲，而且此两种成分是彼此对等、对立的。由此也可以推论，孔孟之间的儒家人物讨论人性问题意在由此出发解决人作为社会存在所面临的道德问题，解决道德之于人的关系问题，从而为道德的产生与存在提供人性依据或社会依据。

就公都子所言，需要注意的是，公都子虽然用了告子曰或曰之类，表面上看似乎是直接引用了告子以及告子以外的其他孔子三、四传弟子的话语，实际上却是对告子以及其他孔子三、四传弟子关于人性善恶的观点概述。同样的，从其表层结构来看，有性善，有性不善是因，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是果。

我们来看告子的人性学说。二 关于孔子二传、三传弟子的人性学说的史料，目前能够发现的，主要集中于郭店楚墓竹简中的《性自命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性情论》。

这是儒家人性学说发展史上第一次对于人性本质的直接、明确并且准确的界定，也是告子对于其之前的儒家人物关于人性本质的理解所做的定义式解读与总结。在告子本人看来，不仅杞柳不是桮棬，杞柳也不可能自然地长出桮棬。

从其深层结构看，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是因，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果。这是由于孔子二、三传弟子虽同属儒家，但是，各人的观点又是有差别的缘故。以世硕为代表的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强调人性形上根据的内在性，认为人性根源于人自身的阴阳，从而从人之内解答了人性的形上根据问题。由于心之志决定于外在的、后天的物悦习等，而这外在的、后天的物悦习等又是变化的，因此，心之志虽是自内而外，由心而发，但是，其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且被外在于己的他者所左右，与此相对，人性就应该是先天的、内在的、必然的、确定性的存在。

由于教是外在的、后天的、自觉的行为，并且，教也是可以改变、变化的，与此相对，人性就应该是先天的或曰与生俱来的，并且是内在的、自然的、不可改变的存在。从其中的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来看，决定人性走向善与不善的这外在的、后天的人为因素主要是政治的、社会的因素，而不是个人的个体因素。

所以，孟子此处解读告子用杞柳而以为桮棬，实际上就是指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这是准确的，虽然孟子在语言层面用的是疑问的方式。从其中的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来看，人性的善与不善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决定于人性自身，与外在的、后天的人为因素例如政治的、社会的因素无关。

《孟子》所记载的孔孟之间的人性学说，具体时间是可以确定的，可以判断是孔子三传、四传弟子的人性学说，流行于孟子之时，并对孟子人性学说的建构构成威胁。公都子所言的这些不同于孟子同时又流行于孟子之时的儒家人性学说，虽然表面上看不知其产生于何时，但是，属于孔子三、四传弟子的人性学说，是有证据的。

这样的话，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所言人性虽然涉及人性中的心生两面，但是，这心生两面却是彼此对等、对立的。无善无不善，近似于说无所谓善与不善(13)。当然，所记载的方式既不是直接引用，也不是客观叙述，而是从孟子与告子论辩的角度记载之，并且，这种从孟子与告子论辩的角度所记载的告子的思想明显是经过剪裁的，剪裁的痕迹体现在孟子与告子的每一次论辩所留下的文字都不完整，孟子与告子论辩的每一个论题都以孟子的胜利、告子的失败并忽然转移论题而告终。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二、三传弟子还基于性善立场论说性善与求利是统一的。

虽然客观上这些人的人性内容在人性构成的层面就是有缺陷的，都只是涉及了人性的心、生两面中的一面，但是，孔子三、四传弟子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这么认为。另外，世硕还对人性善恶的根源做了明确的论述，指出了人性善恶的形上依据：情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

这么看，这些人所言的人性，其本质也应是人的先天的、与生俱来的本性。孔子二、三传弟子这种关于人性本质的曲折论述，无疑也是对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思想的借鉴与发展。

当然，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也许并没有情性各有阴阳的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世硕的情性各有阴阳就是自己的独创发明。从目前来看，相关史料存于《论衡》《孟子》、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其中，《论衡》《孟子》中所存的史料属间接史料，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所存的史料乃直接史料。